文／陳錦稷
台灣的匯率政策再次成為國際矚目焦點。從美國財政部與央行發表聯合聲明，到《經濟學人》指出新台幣長期被低估，兩個事件串聯起來的不只是匯價制度的改革，而是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模式該如何調整。當前政府強調台灣成為「經濟日不落國」，這固然反映台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的耀眼成就，但更深層的問題是：在企業全球化的背後，台灣內需經濟的發展模式該何去何從？簡言之，台灣應該持續推動以創新、就業與分配三軸並進的經濟發展新模式。
美國財政部提給國會的《匯率政策報告》使用三大量化指標判斷各國是否操縱匯率：首先，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是否超過一百五十 億美元；其次，經常帳順差是否超過 GDP 的三％；第三，央行是否在一年內持續單邊買匯、規模達 GDP 的二％，且至少持續六個月。符合三項即可被列為「匯率操縱國」，符合兩項則列入觀察名單。台灣多年來最常被美方盯上的，是龐大的對美順差以及央行偶有干預的痕跡，雖未達三項全滿，但常出現在觀察名單中。今年台美共同聲明，正反映美國對台灣匯率透明度與單向干預的敏感度有明顯提升。
過去台灣央行被批評「阻升不阻貶」，實際上近年已有結構上的限制。央行的干預空間受到美國壓力、國際審視與國內金融穩定三方牽制。當國際要求透明度，從半年揭露買匯數據改為按季揭露；匯率干預的成本升高，央行每一步都變得更為謹慎。今日的核心問題不再是「央行是否願意干預」，而是「外部與內部條件是否仍容許台灣採取舊的匯率干預模式」。
這也是《經濟學人》文章的關鍵：它指的不只是匯率，而是匯率所反映出的經濟結構失衡。長期的新台幣偏低，使台灣的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導致消費動能被壓抑、資金堆積在金融體系、房價與資產價格攀升。台灣經常帳順差常年高達 GDP 的 十％至十五％，意義是台灣整體產出遠高於消費，而過剩的資金最終流向房地產與金融市場，而非內需與薪資成長。
經濟成長數據與民眾生活福祉之間出現鴻溝。經濟數據亮眼，卻無法轉化為家庭的幸福感；企業獲利全球化，但內需市場卻呈現停滯或成長緩慢；資產價格持續上升，但薪資結構卻難以突破。更重要的是，在出口固然重要的前提下，台灣的下一步不能只倚賴匯率優勢，而必須建立一套新的經濟發展邏輯。
新經濟模式必須具備更清晰的政策方向，以擺脫過去低匯率、低利率、低成本、低薪資的舊模式。首先，是匯率政策要更透明、更可預測，這不只是回應外部壓力，也是內部改革的起點。匯率無須急升，但必須逐步反映經濟基本面，減少依賴低匯率促進出口的路徑依賴。
其次，是打造「創新—就業—分配」三軸並進的內生的成長模式。所謂創新，不僅是科技業，而是跨產業、跨領域的創新，包括綠能、金融科技、健康產業與文化內容；所謂就業，是要讓內需服務業提升生產力與薪資水準，不再只能依賴出口製造業；所謂分配，則是讓成長真正進入家庭，使所得結構更均衡。只有當經濟成長能創造有質量的工作機會，帶來薪資水準的提升，才會帶來合理的分配效果，台灣的內需市場才會健全，經濟也才會更具韌性。
最後，是把永續發展作為新模式的目標，這不是環保問題，而是國家競爭力問題。全球供應鏈正在以碳排、綠能、節能標準重新布局，台灣若不能及早接軌，不僅會喪失國際市場，更可能被排除在新的貿易體系之外。因此，碳定價、綠能建設、節能策略與國際規範的接軌，都是台灣新經濟模式必須具備的基礎工程。真正的永續，是要讓當代與下一代都能分享經濟成果，而不是在短期繁榮中消耗未來的空間。
換言之，匯率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台灣經濟模式的侷限，也照見更大的轉型契機。台美共同聲明不是危機，而是提醒；不是壓力，而是方向。當政府強調台灣是「經濟日不落國」，我們更應思考：要讓日不落的不是企業的全球化，而是人民的生活品質與國家的長期競爭力。
走向新的經濟模式，台灣已準備好了。現在，需要的是更清晰的政策路線，以及更堅定的改革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