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錦稷
近期台美經貿磋商中，美方多次希望台灣「加大在美國投資」。台灣企業預計對半導體、AI應用、電子製造服務（EMS）與能源等關鍵領域投資二千五百億美元；另一方面，政府擬透過信用保證等方式，提供最高二千五百億美元額度，協助企業——特別是資源相對有限的中小企業，赴美進行供應鏈布局。
若從資本流動來看，台灣對美投資早已名列前茅。據統計，台灣壽險業海外投資規模已突破新台幣二十五兆元，多數鎖定美元資產。既然資金早已大規模支撐美國債市，為何美方仍強調「投資不足」？
這背後隱藏著台灣經濟三十年來最深層的結構性失衡：金融帳上的「虛擬轉移」，與實體經濟的「戰略布局」存在巨大斷層。這不僅是壽險業的配置問題，更是台灣經濟發展模式在地緣政治巨變時面臨的轉型壓力。
國際收支的宿命：壽險業作為出口緩衝。解析此現象須從國際收支帳談起，台灣是長期賺取大量外匯的經濟體，經常帳順差占 GDP 比率長年維持在十％以上。這意味著台灣每年靠出口賺進大量美元，但根據會計恆等式，經常帳順差必然對應金融帳淨流出。若這些美元全部換回台幣留在國內，將引發台幣劇烈升值進而壓垮出口，資金氾濫更會推升房價。
這就是《經濟學人》形容的「台灣病」：高度儲蓄、有限投資。在此結構下，累積三十三兆元資產的壽險業被迫成為出口的緩衝。由於國內缺乏足夠規模且收益穩定的長天期資產，美國債券市場成為資產負債管理的必然歸宿。
然而金融投資與實體投資不同。為何壽險業買爆美債，美方仍不滿足？關鍵在於「投資本質」的差異。壽險業做的是「金融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追求利差收益與資本利得，雖有助於維持美國債券市場流動性，卻無法直接帶來就業或提升技術產能。
美方希望的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地緣政治帶來供應鏈重組與「友岸外包」的經貿戰略下，美方看重的是半導體、AI 與綠能產業將實體建廠與技術人才帶到美國本土。金融帳上的資金是「虛」的，隨時可能撤走；產業供應鏈的落地則是「實」的，關係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這反映出台美關係中，資金供應與戰略依附的不對稱性。
談到實體投資，就不能不提目前台美談判中的關鍵障礙：ADTA（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對台灣企業而言，赴美建廠面臨沉重的稅務負擔。在缺乏 ADTA 下，企業在美利潤除了繳納所得稅，利潤匯回台灣時還須面臨 三十％的預扣稅。這種稅務成本抑制了產業落地美國的誘因。因此，台灣應將 ADTA 簽署列為實體投資的先決條件。透過協定將預扣稅降至十％左右，不僅提升企業競爭力，更是台美關係從單向資金支撐轉向雙向實體合作的法律基石。
這場賽局亦揭露台灣投資環境的困境。台灣不缺錢，缺的是「能讓長期資金落地的管道」。過去儘管政府引導壽險資金投向基礎建，但進展有限，關鍵在於制度僵化：基礎建設證券化（REITs 2.0）法制化緩慢；而綠能電網、長照與社宅等具潛力的領域，常因行政法規限制，缺乏法人參與的商業模式。當國內缺乏標的，資金自然外溢。這造成諷刺的現象：台灣資金在國外支持美國建設，而國內的淨零轉型卻因預算有限而停滯不前。
戰略建議：重建資本管理與國家實力。台美談判的壓力是給台灣經濟的一次體檢。那二十五兆元的海外資產是台灣巨大的戰略籌碼，政府應引導資金投入國內基建，如智慧電網與儲能系統，強化本土競爭力。
同時，我們應將金融配置與產業投資進行綑綁，以「實體投資」作為籌碼，爭取更平等的稅務待遇，而非單方面輸出資本。台灣必須從「代工思維」轉向「資本管理思維」。一個強大的國家，應具備引導資本落地的能量。唯有讓資金在本土落地生根，將數字流動轉化為實體建設，台灣才能從被動的資金供應者，轉型為具備戰略自主權的經濟強國。這不僅是金融管理的課題，更是台灣發展最迫切的制度變革。
〈本文作者卓越雜誌總主筆、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