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錦稷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Brad W. Setser 指出，壽險匯率會計新制透過降低避險誘因，可能在效果上增加美元需求，減輕央行於關鍵時點進場調節的壓力。此一觀察並非全無依據，但若直接將制度調整等同於匯率操縱，則忽略台灣金融體系的結構背景與監理目的，論述仍嫌簡化。
央行雖然說明壽險匯率認列會計新制屬金管會職權，並重申僅於市場過度波動時進行雙向調節，其制度與技術層面的說明大致成立。惟從學理角度觀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在於：會計制度調整是否透過影響大型金融機構之避險行為，改變外匯市場的動能結構與匯率調整路徑，仍有進一步觀察與檢證的必要。
壽險匯率會計新制的實際效果，確實在於削弱原本於台幣升值時出現的反向避險力道。當外幣債券匯兌損益得以分年攤提認列，壽險業者不再因短期匯率波動而被迫即時回補避險部位，「逢升即拋美元」的市場機制因而趨於弱化。
舊制下，壽險面對龐大未避險部位，台幣一旦走升，帳面盈餘立刻承受壓力，觸動資本適足性壓力，迫使壽險業在短時間內集中進行避險。在匯市中形成穩定器，使升值壓力得以即時消化。然在新制與監理訊號明確不要求回到高避險比率的情況下，市場少了一道自動煞車，升值動能更容易在短時間內累積。
這樣的結構轉變，也改變了匯率波動的型態。過去台幣升值往往伴隨大量避險拋匯，走勢相對平緩；如今，升值壓力將在市場預期與情緒推動下集中釋放，使短期價格尖峰的風險顯著上升。二○二五年五月初，新台幣在兩個交易日內急升逾六％，盤中一度逼近二十八．八元，正是恐嚇性避險，大幅推升避險成本，造成互相踩踏的具體寫照。
當時市場將台美貿易談判、匯率條件與政策訊號過度連結，出口商與壽險集中調整部位，短時間內推高匯價。事後雖迅速回穩，但這類短暫尖峰，對出口報價、資產負債管理與市場信心的衝擊，遠大於可預期、漸進完成的台幣升值路徑，這也正是匯率政策真正需要防範的風險。
從宏觀角度觀察，台幣匯率走勢，早已不再僅由貿易順差單一因素所決定，而是「經常帳長期順差」與「資本帳長期外溢」交織的結果。一方面，對美出口與科技產業持續帶來穩定外匯收入；另一方面，壽險、銀行與大型企業多年來將龐大資金配置於海外債券、股權與替代資產，使順差資金形成以美元為主的長期資本外溢循環。
在此結構下，新台幣匯率帶有金融市場資產的性質，而不只是貿易價格的反映。外資在台股掌握龐大部位，使匯率走勢與全球風險情緒高度同步：風險偏好回升時，新台幣偏強；一旦市場轉向避險，資金撤出，匯率也可能迅速回貶。這種雙向擺盪的特性，本身就提高了台幣長期維持在極端強勢名目水準的難度。
也正因如此，多數國際機構對台幣走勢的判斷，並未建立在「一次性大幅升值」的情境之上。國際大型投資銀行，對二○二六年的主流預測多落在三十元上下，描繪的是一條溫和、有秩序的升值路徑，而非短時間內跳升數元。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雖一再強調不設定匯率目標價位，但市場參與者仍高度依賴央行在關鍵價位的歷史反應。這種「制度上不說破、行為上被解讀」的落差，正是國際輿論容易產生誤解的根源。特別是在選舉年或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時，資本流動對政策訊號的敏感度提高，即便原意在於金融穩定，也更容易被解讀為策略性的匯率干預操作。
與其爭論台幣是否被刻意壓低，不如正視制度改變後，升值路徑是否仍然可預期、可管理。Setser 的批評點出了壽險行為對匯市的實質影響，但忽略了新制的核心目的，在於避免短期匯率波動扭曲長期經營，而非替央行創造操縱工具。
真正的政策挑戰在於：匯率政策訊號必須事前清楚明白，避免市場誤判；壽險、出口商與大型資金應被引導採取中長天期、規律性的換匯與避險策略，降低集中踩踏的風險；監理上更應要求節省下來的避險成本，轉為匯率風險準備，厚實外價金，提升整體金融體系韌性。
壽險匯率新會計制度確實讓台幣更容易升值，但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會不會升」，而在於「升得是否過快」。若缺乏穩定的政策框架與市場緩衝，短暫而劇烈的尖峰，才是對實體經濟與金融穩定最具破壞力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