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極化下的非對稱共識 G20從經濟治理場域退化為戰略角力場
文／陳建維
二十國集團（G20）是全球經濟合作與治理的核心論壇，其成員國合計佔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八十五％，人口約佔全球三分之二 。G20的誕生始於一九九九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最初作為各國討論經濟和金融問題的論壇 ，更自二○○七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升格為國家元首級別會議，並於二○○九年被指定為「國際經濟合作首要論壇」。G20成功的基石在於其「非正式性」，能迅速達成共識，引導國際合作的方向 。
然而，在當前地緣政治衝突日益升溫的時代，G20的核心功能正被異化，它更像是一個地緣政治張力下，用以維持最低共識的論壇。首次移師南方國家、看似風光的二○○五年南非約翰尼斯堡G20峰會，甫開幕就呈現出極度矛盾的「和諧」假象。會議罕見地打破慣例在開幕日便一致通過了長達一百二十二點的領袖宣言 。東道主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將此視為重大外交成果 ，宣言共同呼籲全球各國應該在氣候災害、主權債務等影響低收入國家的議題上採取更積極行動 。
快速達成共識，表面上體現了求同存異的外交精神 ，但實質上卻是一種策略性妥協。在美國抵制並曾試圖施壓南非不要發布宣言的背景下 ，南非必須在會議一開始就鎖定共識，以確保峰會不致破裂。這導致宣言在最具爭議性的地緣政治議題上措辭必須極度模糊 。快速宣言並非真正的合作效率，而是證明當前的地緣裂痕已深，需要極端手段來確保一個形式上的成功。
事實上，在開幕致詞時，歐洲領導人便發出了警告。法國總統馬克宏以「G20或許已走到一個週期的盡頭」嚴峻指出國際合作出現裂痕 、英國首相施凱爾也同意前方的道路困難重重 ，這些擔憂都直接指向了會議場下潛伏的四大地緣政治熱點。
華府的抵制與「川普主義」的制度性衝擊
美國的全面缺席，是本次G20峰會蒙上陰影的關鍵因素 。美國總統川普以南非對歐洲血統白人（Afrikaner）發動暴力迫害為由，宣布美國政府官員將全面抵制此次峰會 。同時，川普政府也反對南非將本屆G20議程聚焦在氣候變遷與全球不平等議題上 。
美國缺席構成了一種對多邊機制的制度性衝擊（Institutional Sabotage）。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總統將G20平台與雙邊關係中的國內政治化議題掛鉤 ，犧牲全球合作來服務其國內選民，體現了「美國優先」策略下，霸權國不願提供多邊主義公共產品的心態。
更甚者，美國曾施壓南非要求在沒有美方代表出席的情況下不要通過領袖宣言。南非總統拉瑪佛沙在輪值主席國交接儀式上，也拒絕接受美國提出由「大使館低階官員」（代辦）出席接手二○二六年輪值主席國的建議，強調這違反外交禮儀。拉瑪佛沙不得不將輪值主席交接給一個「空位」。美國試圖阻止宣言發布並拒絕以適當禮儀接手，嚴重削弱了G20機制的連貫性和合法性。
俄烏戰爭問題持續未解 歐美立場已現裂痕
俄烏戰爭是G20無法迴避的議題，但G20一直強調其定位是「非安全問題論壇」 ，這使其在處理危機時陷入功能性停滯。俄羅斯總統普丁因受到國際刑事法院（ICC）的通緝而未與會。在缺乏核心決策者參與的情況下，難以獲得實質承諾。
歐洲領導人對G20合作的裂痕表達沮喪，這反映了在俄烏戰事長期化、經濟成本高昂，以及美國將戰略重心日益轉向印太後，歐洲在維持對俄羅斯統一戰線上的策略疲勞。儘管宣言共同呼籲在烏克蘭落實「公正和平」，但這只是多方妥協的模糊語彙，避開了對戰爭責任的明確譴責，以滿足如南非、中國大陸等BRICS成員國的立場。這凸顯了G20在缺乏安全授權下，只會帶來最低公約數的模糊宣言，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其有效性的懷疑。
中日爭端持續升溫 台海局勢地緣外溢
東亞區域的緊張局勢也間接影響了G20場下的氛圍。近期中日關係因台灣海峽局勢而急劇升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針對「台灣有事」發表的答辯言論，觸碰了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紅線。這引發了中國大陸一系列的複合式施壓與輿論戰。北京不僅啟動了經濟施壓手段 ，更在輿論場上發動反制，包括中國大陸官媒推播「日本民眾高喊高市下台」的新聞 ，以及重提極具爭議的「琉球地位未定論」作為對日本的反擊 。
台灣問題作為中美結構性競爭的核心，已不再是G20可以隔絕的「區域衝突」。高市早苗的言論提升了日本對台海介入的可能性，這迫使北京採取強硬反應，而美國前官員呼籲華府應給予日本更多支持，將中日緊張關係與中美競爭緊密連結。這表明G20已成為各國施壓和展示戰略決心的場域，使得「全球經濟合作」的初衷被戰略博弈所取代。
中東問題立場分歧 全球南方的道德挑戰
此次峰會，東道主南非成功地利用其主席國地位，將中東人道危機帶入了議程，這標誌著全球南方對西方雙重標準的公開挑戰。南非作為BRICS的主要倡導者，其政府早前向國際法院控告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種族滅絕罪 。
宣言最終僅在一處提及中東情勢，承諾致力於在「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推動公正、全面且持久的和平 。儘管措辭模糊，東道主成功地將這些西方不願深入討論的「道德爭議」納入議程。這立刻引發了內部分歧：阿根廷公開表示未替宣言背書，其代表對中東衝突的處理「未能充分反映其複雜性」表達關切。而如馬來西亞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等亞洲國家領導人則公開支持南非向ICJ控訴以色列的行動 。南非利用G20將人道議題國際化，加劇了G20內部在核心價值觀上的「南北對立」。
霸權穩定理論衰退 權力轉移制度困難
G20所面臨的危機，是全球秩序從單極轉向多極時，多邊機制面臨結構性壓力的典型表徵。國際關係中的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指出，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需要一個單一強權來維持秩序、提供公共產品。當前世界正處於一個「權力轉移的過渡期」，即從美國單極秩序，轉向一個尚未完全成型的新架構：處於一個「中間帶」。美國總統川普決定全面抵制峰會，正是霸權國不再願意提供多邊公共產品的鮮明表現。這種單邊主義行為加速了G20的制度不確定性。當霸權國選擇將多邊平台工具化時，其他成員國對其承諾的信任度將急速下降。
當前全球秩序重塑的關鍵驅動力是中美競爭。這場競爭不僅是戰略層面的矛盾，更是對「話語權」和「制度影響力」的激烈爭奪 。中國大陸正透過BRICS等機制擴大影響力，試圖建立一套更能反映其利益與觀點的制度架構。南非峰會中議程傾向全球南方，而美國全面抵制，正是中美在制度層面競爭的公開展現。全球多數國家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在兩大強權之間尋求最大的利益與政策空間 。
儘管有學者預期未來可能走向一個由「多個強權共同領導的世界」，但南非G20的結果表明，這種「集體領導」在缺乏共識的核心安全與道德議題上極為脆弱。G20的非正式性在權力轉移時期成為致命弱點，因為非正式協議難以約束成員國的戰略性分歧。當大國競爭加劇，G20便呈現出功能性停滯，從一個「協商」平台退化為一個被迫「站隊」或維持最低限度對話的場所。如果該機制無法解決核心地緣政治問題，G20將持續退化，最終可能裂解成由不同地緣集團（如G7、BRICS+）主導的小型聯盟之間的技術合作論壇，失去其作為全球經濟首要論壇的地位。
和諧表象的下一步 全面共識轉向分化式合作
二○二五年南非G20峰會以閃電般的速度通過領袖宣言，實質是地緣政治分歧被策略性擱置的結果。此次峰會的本質在於形式大於實質，雖成功舉辦，但暴露了G20作為全球治理機制的深層次制度性風險：
一、單邊主義的衝擊：美國選擇退出並試圖阻止共識發佈，挑戰了G20的合法性，使得國際合作的不確定性急劇增加 。
二、安全議題對合作的侵蝕：從俄烏戰事到中日因台海局勢引發的緊張升溫 ，地緣政治熱點不斷將安全風險滲透到經濟議程中，導致G20功能性停滯 。
三、南北分歧的擴大：南非將全球南方優先議題推上議程，加劇了其與西方在道德和價值觀上的對立 。
展望未來，G20若想維持其影響力，必須放棄追求在所有議題上達成「全面共識」的目標，轉向一種「分化式合作」（Differentiated Cooperation）的模式，即G20應在非爭議性的技術領域繼續深入合作，但在地緣政治敏感領域，則容忍大國間的戰略性分歧。 南非峰會的混亂，特別是輪值主席交接的僵局，為即將主辦二○二六年G20峰會的美國設置了一個充滿荊棘的開端。如果美國延續抵制和單邊策略，將會徹底破壞G20機制，促使全球南方更傾向於BRICS+等集團。在一個權力日益分散的世界，G20的和諧表象，最終將無法掩蓋其合作基礎正在遭受結構性裂解的現實。
